在北京近期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语文总卷面分从150分增加到180分，英语从150分减少到100分，同时，2019年英语科目的高考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有两次考试机会，学生可参加多次考试，最优成绩进入高考成绩，并强调了英语学科要突出语言的实际应用，提出增加听力比重。
与每一次高考改革方案出台一样，此次改革也牵动着社会的神经。有评论者认为，改革让英语回归“工具性”，这是语言教育的本质;有人认为，试图通过调整单科分数来实现改革目标是“下下之策”。也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次“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改革。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此次对英语考试权重的削弱，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英语热”的首次降温。由于语言本身与文化相关的特殊性，人们很容易把分数下降的联想引向深处。
两门学科的纠结
在各地陆续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不约而同都拿英语“开刀”。从表面上来看，这或许是英语教学的一次顺势而为。“基础教育中英语占用时间多、学生负担重、学习效果差，加之应试的功利教学方式和考试强化训练把好端端的英语搞得面目狰狞，又缺少直接的英语使用环境，导致遗忘率高，结果，学生费时费力地学习了十几年哑巴英语，还不敢和老外直接对话。他们又不能大量直接阅读外文书刊，一旦脱离考试，英语几乎忘光。”教育工作者杨林柯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陈丹青先生早在2005年就提出艺术生应取消英语考试，现在才拿英语开刀，有些晚了。”
专栏作家潘采夫在文章中写道：“我们用不亚于英语国家的英语课堂时间，拼来了超低的英语应用能力。消耗了庞大的资源，却只让它作为一个考试机器存在，一门本来好玩也有用的课程，被糟蹋得人人讨厌，这是英语本身的悲哀，也是一代代学生的悲剧。”
英语与语文分数此消彼长，让一些人乐观地认为，这是更加重视语文教育的表现，甚至把语文和“人文素养”联系在一起。但在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这一期待是很难实现的。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我国所有学科教育都存在应试化和功利化的问题，英语教育如此，语文、数学教育也如此，这不是靠调整分值就能解决的，甚至可以说，一门学科分值越大，就会‘应试化’得越厉害。”
杨林柯也表达了这一看法，“这是搞错了‘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区别……知识可以量化，而素养是不能量化的，和道德评价一样，它是通过一个人的立身行事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知识关涉记忆力、理解力，而素养关涉心灵和发自内心的道德律，和一个人本能的善或信仰有关。”
北京四中高级语文教师认为，“一次改革能达到什么程度，要看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行为与措施……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孤立的‘点’来做，那可能对现实的改变不会太大。”对于此番改革对今后语文教学的影响，他表示：“影响一定会有。但不一定就会是好的，也可能会让那些‘坏的’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与发挥。教师素养、教育评价、是否能够尊重优秀的教师、是否能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平台，都将深刻地影响着教学效果与状态。”
治标不治本?
事实上，以英语降分来改革，北京并非首例。早在2008年，江苏省就已下调高考英语总分，但5年下来，英语在教学中的地位未受到影响。
“有不少人认为，英语降低分值体现了改革者的决心，他们太健忘了，当初高考从7门变6门，再变为3+2、3+1，把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等变为选考科目，减少科目的改革动作幅度比降低分值大多了，可改革结果如何呢?学生的应试负担减轻了吗?被取消(淡化)的科目，实行素质教育了吗?”熊丙奇表示。
真正难啃的“硬骨头”不是科目改革，而是录取制度改革。熊丙奇在博客中写道：“要把改革的初衷和改革的措施分开，不能把支持降低英语权重与支持目前的改革措施混为一谈。降低英语权重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简单降低分值的做法，很难说能起到这一效果。真正能让英语权重降低、引导基础教育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改革措施是，实行考试、招生分离。大学自主招生，可根据本校的办学定位、专业特点，自主提出英语科目、成绩要求，而学生则根据自己报考大学的选择，自主选择考试，以考试成绩自主申请大学。这就把学习的选择权交给学生，同时中学可摆脱考试指挥棒，自主教学。”
如同这些年在应试摧残下不断失败的课程改革一样，此番改革是否又是一次新的“折腾”?杨林柯告诉记者：“从历史看，我们所谓的‘改革’不过都是在表面滑行。我们的教育一直延续科举模式，调整一下科举的千年老汤中汤料的比例，依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未来高考应参考美国的高考录取办法，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变一次考试为多次考试，允许实行多样化的升学考试。政府应大胆放权，真正给大学自主办学和自主招生的权利，让教育回归本质。这样不仅对英语教学有好处，也会让其它高考科目的学习变得自由和快乐，学生的负担也才能够真正减下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高考制度的“大一统”性质，让它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化为社会诉求的出口，而如何拆分这种“大一统”的权力，才是改革者的关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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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在**
自从1862年**开始有了系统的英语教学，英语就不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它似乎总与命运相互牵连，无论这命运是来自个人还是国家。
延续至今的这一轮“英语热”，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刊发《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一文，号召：“我们一定要胸怀大志，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年12月23日，在《**青年报》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毛主席到了晚年，工作繁忙，但仍抽空学习英语，一个单词也要读上十几遍。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毛主席，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
在此后“国门开放”的岁月中，英语伴随着西方文化一起，渗透到**人的生活里，更进一步体现在**学生的考试系统之中。1987年，延续至今的英语四、六级开始在大学试行，并与学位证挂钩。
作家陈希我写道：“英语就意味着现代化，就是时髦。那时有个笑话，有人吹嘘自己，说‘我会好几国英语!’被人笑。但现在想起来，笑的人其实也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好几国英语’也并没有错，但我们太急着现代化了，我们恨不得一觉醒来，就彻头彻尾地变成现代人。”
杨林柯告诉记者：“鸦片战争以来，国门被打开，国家不断挨打，可知识界往往把自己落后的原因推给外邦‘侵略’，而很少反思自己的制度文化;此番高考改革在民族主义大张旗鼓的背景下出台，也不排除此种潜在的文化心理，似乎这些年文化溃败、道德滑坡都和我们学校教育中的语文教育弱化而英语过于强势有关，所以希望弱化英语、强化‘国学’学习。”
事实上，“英语热”并非**独有，而是东亚各国的普遍现象。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曾分析指出：是东亚社会强烈的“现代化情结”造就了“英语热”，东亚国家普遍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迫切地希望迅速现代化，而英语是现代化的工具之一。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又属于疯狂学习型的民族，他们用这种学习精神来应付英语学习，所以显得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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